内蒙古呼和浩特，旧城区归化城内，老人们之间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语言，不是蒙语，不是俄语，也不是汉语，那是几乎已被时代湮没的、曾流行于中俄商人之间的“买卖语”。
山西晋中地区的某个偏僻农村，一个耄耋老人在逝世前挖出院子角落里的陶罐，陶罐里是一堆早已失去价值的旧卢布。这些废弃的纸钞曾在一条商路上流通，而今，它所能传达的，只是一种时代的记忆和老人生命历程的佐证。
13日，武夷山下梅村，当溪水边，“美人靠”上，邹氏第29世孙邹全荣和族邻们聊着祖上与晋商之间的传奇故事。村里富商名贤留下的居所、家祠、别墅、园林犹在，谈笑声仍在，只是不见了昔日商贾云集、商业繁荣的景象……
在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的笔下，这些场景规律地出现在中国某些地域上，在他耗时六年的长篇报告文学《茶叶之路》一书中，类似的描写繁多而生动。
但不论是归化城内说着“买卖语”的老人们，还是晋中那位逝去的老人，再或是下梅村的邹氏子孙，他们的祖先都曾因一条商路而产生交集，这是一条延续三个世纪的茶道，它南起武夷山，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古向北延伸，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然后由东向西延伸，通往中亚和欧洲各国，全长1.3万公里。这是一条与汉唐“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齐名的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换的国际大通道。这条通道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极大地促进了亚欧大陆腹地全面、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人文融合。
今天，这条商道正在脱去历史的沧桑，开始承载更富时代性的意义。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他特别提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作为这条“世纪动脉”起点的武夷山市，正以前所未有的主动态度，延续着这一世纪梦想。
复活的茶道
2013年9月9日，距离武夷山市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武夷山市市长徐春晖应邀参加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茶道沿线31座城市的代表在这里就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经贸发展、旅游合作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
这期间，徐春晖分外忙碌。武夷山市被作为峰会的重点推介城市，他要与31个城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中蒙俄三方代表与参会的沿线城市代表一致推选武夷山市作为第三届国际峰会的举办城市。
这将是“万里茶道”漫长的历史中，武夷山市第一次与世界握手。在“万里茶道”最鼎盛的年代，沿线回荡的是晋商的吆喝、大漠的驼铃和异域的歌声，而赋予这条商道绿色血液的茶乡武夷山，却始终安享宁静，坐看商道的风起云涌。
清代的下梅村是武夷山一个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据《崇安县志》记载：“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经营茶叶的均系江西人。光绪后，茶市由下梅移至赤石。”至今留存在梅溪的景隆码头、崇溪赤石码头，都曾见证过清中后期武夷岩茶水路运输的繁忙。
200多年前，因俄罗斯商人、蒙古商人和晋商，使这个闽地小县与外界联通起来，并成为富甲一方的宝地。
邹氏家族是武夷山成为万里茶道起点的重要开拓者。清代中后期，万里茶道的主要开辟者——山西省榆次市车辋常氏茶商与崇安县（现武夷山市）下梅村邹氏景隆号茶商，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从下梅收购茶叶先运到县城，再用马车载到江西河口（今铅山县）登船，而后一路北上，经归化，过库仑，到达中俄边境，转手给恰克图的俄罗斯商人。
而今的武夷山延续着历史上的繁荣，茶叶仍是武夷山富民的重要产业，全市涉茶人员已达6万余人，茶叶总产值超15亿元，仅天心村茶农户均年收入就超过50万元。
春季的下梅村正在为将于数月之后举办的第三届“万里茶道”中蒙俄市长峰会而忙碌着。村口，一座大石碑伫立，上刻“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八个大字，淳朴的武夷山人即使是在自家的门前也不忘彰扬晋商开辟茶道的功绩。 这里已启用景区入口停车场、祖师桥到邹氏家祠河两侧廊道等配套设施，以及镇国庙、邹氏家祠、大夫第等主要景点的修缮改造和“万里茶路”雕塑、景隆码头等建设。
